隔着新生儿科病房的玻璃，老陈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。他把脸凑近那层透明隔板，鼻尖几乎要贴上，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晕开一小团雾。里面第三排靠窗的暖箱里，是他出生才四斤二两的孙女。护士拉开帘子换尿布时，他看见孩子细得像芦苇秆的胳膊上贴着电极片，胸口随着呼吸机一起一伏。老陈不敢眨眼，好像少看一眼，那微弱的起伏就会停下来。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，他站了四十分钟，直到护士朝他摆摆手，才把攥在栏杆上的手指一根根松开。

一个新生命要闯过多少关才能稳稳当当地哭出第一声，老陈说不清楚。他只知道儿子在电话里声音发颤，说孩子肺没张开，要打一种叫固尔苏的药。儿媳妇产后发烧，住在另一层楼。老陈每天在两个病区之间来回走，电梯按钮按得发亮。他想起三十年前自己当父亲时，妻子在镇卫生院折腾了一整夜，接生婆拿热毛巾一遍遍擦，孩子落地时脸憋得发紫，拍了好几下屁股才哭出来。那时候没有暖箱，没有监护仪，命硬不硬全看天。现在设备多了，可那份悬着的心没轻多少。

老陈开始留意走廊里其他家属。有个年轻爸爸每天趴在窗台上抄医嘱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喂奶量和排便次数。有个奶奶推着轮椅，轮椅上坐着刚出月子的产妇，两人来看保温箱里的双胞胎。还有个中年男人蹲在楼梯间吃盒饭，吃着吃着把脸埋进饭盒里，肩膀抖了几下又抬起来继续扒饭。老陈不跟人搭话，但他知道每个人都在心里数着日子。健康这件事，平日里谁也想不起它，一旦被推到悬崖边上，才发现它是一根随时可能断的绳子。

有天下午护士破例让老陈进去看了两分钟。他站在暖箱旁边，听机器发出细细的滴滴声。孙女的小手从包布里伸出来，手指细得透明，指甲盖像米粒那么大。他伸出食指碰了碰那只小手，孩子的手忽然攥住了他的指尖。力气小得几乎感觉不到，可老陈觉得整条胳膊都热了起来。他低头看见暖箱侧面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孩子的体重变化：一千九百克，两千零五十克，两千一百克。数字在涨，像春天河面上的冰一点点化开。

老陈年轻时在建筑工地上干活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一回，断了三根肋骨。他在家躺了两个月，每天喝妻子熬的骨头汤，喝到最后看见汤碗就反胃。可他还是喝，因为想站起来，想回到工地上去。那时候他以为健康就是能干活、能挣钱、能扛住一家老小的吃喝。现在他站在暖箱旁边，觉得健康只是这么小的一团，小到要放在玻璃盒子里，用机器帮着喘气。他忽然明白，人这一辈子都在修修补补，身体是间老房子，今天补块瓦，明天换根梁，修着修着就住了一辈子。

孙女出院那天，老陈抱着孩子走出医院大门。阳光刺得他眯起眼，怀里的包被轻得像一捆棉花。儿子去开车，儿媳妇跟在旁边，走几步就要掀开被角看一眼。老陈低头，孩子正睡着，鼻翼轻轻翕动，嘴角冒出一小串泡泡。他突然想起暖箱里那些管线，那些数字，那些在走廊里踱过的下午。健康这东西，大概就是能抱着孩子站在太阳底下，让她的小脸晒得暖烘烘的。风从街角吹过来，带着槐花的甜味，老陈把包被拢紧了些，朝停车场慢慢走去。